“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這句名言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科技創(chuàng)新大會、中國科學院第十八次院士大會和中國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會、中國科學技術協(xié)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說：“加強科技供給，服務經濟社會發(fā)展主戰(zhàn)場。‘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科學研究既要追求知識和真理，也要服務于經濟社會發(fā)展和廣大人民群眾。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應用在實現現代化的偉大事業(yè)中。”

　　“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的最早出處，是宋代學者黃干在《朱子行狀》中概括朱熹為學特點時所說的一段話，大意是：通過深入探究事物的原理，掌握其內在規(guī)律；而后親身付諸實踐，將理論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行狀”是古代的一種文體，用以概括死者生平，約略相當于今天的悼詞。黃干是朱熹的得意門生，深受朱熹器重，不但指定他為自己的學術繼承人，還把自己的次女許配給他為妻，所以黃干對朱熹的了解，應該說世上無人能出其右了。因為這段話對于朱熹的為學主張和特點概括得非常準確，所以后世的引用率極高，如《宋史》《宋元學案》等在談到朱熹的思想時，基本上都接受了黃干的說法。

朱熹塑像

　　朱熹，字元晦，號晦庵，晚稱晦翁，謚文，又追封徽國公等，世稱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婺源），宋朝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詩人。朱熹著述甚多，有《四書章句集注》《太極圖說解》等。朱熹的理學思想因成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學而對后世影響極大。他也是唯一一位非孔子親傳弟子而位列大成殿十二哲，享祀孔廟，受到后世儒者崇拜的人。

　　朱熹“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的主張，從其最終目的來說，是為了完成他成就圣賢的目的，他所要“窮”的“理”，指的是所謂“天理”，而“天理”的概念在理學家那里是很清楚的，就是指仁、義、禮、智等儒家的倫理道德。在朱熹看來，這些儒家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都是先天存在的，要想成就圣賢人格，就要體認和窮究這些“天理”，讓這些天理在心中顯現出來，這就是所謂的“知先天”。不過，圣賢人格不是光知曉了這些“天理”就可以的，還要在現實生活中去實踐它，所以還需要“反躬以踐其實”。

　　在朱熹以及后世的那些“理學家”而言，成就“圣賢人格”乃是其為學的終極目的和人生的最高目標；又因為在元明清時期，“理學”是受到尊崇的官學，所以，“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主要是作為一種道德人格修養(yǎng)的主張而被人們尊崇的。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儒家學說已經失去了“官學”的光環(huán)，而被朱熹等理學家認為是“天理”的一些東西，比如“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等封建倫理訓條，也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那么，朱熹倡導的“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是不是就失去其意義了呢？

　　不是的。因為除了具體的道德修養(yǎng)論內涵之外，這句話還有著很高的認識論價值。這一價值，不因時代的改變而消失。

　　這是因為，雖然作為理學家的朱熹有著很高的道德熱誠，但與此同時，他的視野又絕不僅僅局限在儒家的倫理道德范圍之內。朱熹闡述“格物致知”時說：“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個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認為對天文、地理、生物、農業(yè)、氣象等萬事萬物都應該研究。

　　朱熹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今天我們在談到朱熹的時候，一般都是把他作為一個哲學家、思想家、詩人來看待，總而言之是把他當作一個單純的“文科生”來看待的，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實朱熹“是一位深入觀察各種自然現象的自然學家”——這不是我說的，而是寫出了《中國科技史》的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博士說的。朱熹最感興趣的是天文學。這也是他自幼以來的一個情結。朱熹67歲時曾回憶說：“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么物事？’見人說四方無邊，某思量也須有個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后也須有什么物事。其時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朱熹用渾儀觀測過北極星的位置與地面所構成的夾角，并試圖通過比較各地北極星的高度及其與地中岳臺的關系以證明大地的運動，這表明了他通過對照比較各地不同的觀測數據而進行懷疑思考的科學精神。也正是在實際的使用中，他發(fā)現了渾儀的種種不足，為此，他還設計了一種可以使人進入其中觀看天象的龐大的渾天儀——“假天儀”。他設想設計一個球體類似天球，球體內部標上星辰位置，人進入球體內部，隨著球體的轉動，人可以隨之觀察星辰。據樂愛國先生的研究，朱熹的《北辰辨》是專門討論天球北極星座的論文；在《堯典》注中，朱熹討論了當時天文學的歲差、置閏法等概念；在《舜典》注中討論了早期的渾天說、渾天儀的結構，并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渾天儀結構。除此之外，朱熹對地質學化石、否認神創(chuàng)論、宇宙起源、地心說、大地自轉、日食與月食、潮汐、雪花六角晶體形狀、雨虹等的形成、地理對氣候的影響、生物與人類起源、中醫(yī)診脈、農業(yè)生產結構、農作物布局及具體的生產技術等問題都有見解和闡述。正像黃干在《朱子行狀》所說的，他“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

　　正是以大量的科學觀察、研究為基礎，朱熹的治學方法和主張也就突破了原有儒學的局限，而與今天科學的認知論在很多方面不謀而合。他的“窮理以致其知”，所窮之“理”，固然還是不脫“天理”的藩籬，但也包括世間無所不在的“物理”；他的“反躬以踐其實”，所踐之“實”，也就不僅僅是道德實踐，也包括生產、生活乃至科學的實踐。而“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也就與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所講的“認識來源于實踐，最終又要指導實踐，實踐是認識的起點，也是認識的歸宿”不謀而合。

　　“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對今人而言，還有長足的啟示意義。主要表現為兩點：

　　一是其“窮究事理”的態(tài)度。“窮理”是朱子教導學生“求知”的方法，也就是格物、致知的實際法則。他認為：第一，窮理務須周到、徹底。朱子說：“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個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又說：“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個是，一個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致知，所以求為真知。真知，是要徹骨都見得透。”“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

　　二是理論聯系實際的態(tài)度。關于“實踐”，黃干在《朱子行狀》里說：“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朱子認為窮理之外，更要注重踐實（即躬行實踐）及居敬為主要的修養(yǎng)功夫。他曾說：“知與行工夫，須著并到。知之愈明，則行知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由此可見，朱子認為，知而不行，即證明所知還淺，所知還不夠透徹。他對于“踐實”與“力行”非常重視，絕不像一般人所評論說朱子崇尚空談，不重實行。

　　認識到的理論只有運用到實踐中去，指導實踐的發(fā)展，才能體現其價值。反之，實踐又會使人們產生新的認識，促進認識的發(fā)展。人類社會就是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循環(huán)往復中不斷前進的。而實踐作為認識的起點和終點，是尤為重要的，因此，無論做什么事情都要重視實踐、落實到實踐中去。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tǒng)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