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5日下午5時30分，湖北省荊州市沙市區(qū)的崇文街派出所送走最后一名辦事群眾，老辦公樓“落鎖”。

　　5月16日上午8時30分，派出所新址辦公樓正式啟用。這個與新中國同齡、見證古城70年變化的派出所喬遷，讓從警30多年的社區(qū)民警黃開亮充滿信心，“新環(huán)境，新起點，我們?yōu)槿罕娹k事更要有新作為”。

　　70年，中國人民走過了波瀾壯闊、驚天動地的豪邁歷程。從一窮二白邁向全面小康，從百廢待興邁向文明富強，中國社會發(fā)生了滄海桑田、萬象更新的巨大變遷。

　　70年篳路藍縷，70年櫛風沐雨。新中國持續(xù)推進社會領域變革、堅定走向社會治理現代化，呈現出經濟持續(xù)健康發(fā)展、社會大局穩(wěn)定的良好局面。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國家之一。

　　奮進新時代，逐夢新征程。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社會和諧、鄉(xiāng)村和美、百姓和順的美好愿景正成為現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道路越走越寬廣。

　　滄桑巨變——

　　社會治理實現歷史性飛躍與變革

　　回溯70年歷程，總有一些生動注腳，激蕩歷史、印證今昔。

　　中國警察博物館里，一臺上世紀50年代的八角形旋轉人口卡片柜引人注目：重約50公斤，8個箱口被一根銅軸貫穿，5萬張人口信息卡片按姓氏分門別類存放。

　　新中國成立初期，年滿18周歲的城市常住人口根據規(guī)定應建立人口卡片。而70年后的今天，一個全國統(tǒng)一的人口信息庫已加載了10多億人口的戶籍資料信息。

　　——2019年9月6日凌晨，福建省漳州市人民醫(yī)院產房。

　　一位新生兒的父親正沉浸在初為人父的喜悅中，他迫不及待地打開“閩政通”APP，拍照上傳他和愛人的身份證等資料，孩子的出生登記和戶口申報隨即完成。

　　從手工記錄存放到現代化信息系統(tǒng)存儲，從窗口排隊到APP辦理，標注著一個國家走向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步步足跡，見證著時代變遷中百姓獲得感的持續(xù)增強。

　　70年來，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我國不斷推進社會管理、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實現巨大飛躍。

　　新中國成立，開辟中國社會治理新紀元——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fā)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大力革除舊社會弊端，加快建立新社會秩序，以強大管控能力、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成功地應對了各種困難與考驗。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通過最大限度把全社會組織整合起來，形成最廣泛的社會共同體，凝聚起建設新中國的磅礴偉力，改變了國家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

　　1954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此前后，國家出臺婚姻法、土地改革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guī)，建立了城鄉(xiāng)基層社會運行的組織系統(tǒng)與制度基礎。

　　改革開放，中國社會治理站到嶄新起點——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社會治理現代化步入發(fā)展新階段。

　　改革開放以來，不斷解放和發(fā)展社會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和促進社會全面進步，重視發(fā)揮市場和政府“兩只手”的作用，社會運行進入活而有序的狀態(tài)。

　　各級政府注重履行“社會管理”“公共服務”職能，突破城市“單位制”“街居制”的約束，有力推動和引導社會流動，特別是人口在城鄉(xiāng)之間、農村之間、城市之間以及企業(yè)之間流動。

　　黨的十八大以來，社會治理進入加快發(fā)展的新時期——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大力推進社會治理領域改革創(chuàng)新，我國社會治理現代化取得歷史性成就。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tǒng)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

　　這是中國社會治理的理念之變——70年，逐步從社會管控、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

　　從管理到治理這一字之差，成為黨和國家社會治理理念深刻革命的生動寫照，標志著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社會治理規(guī)律的認識實現了新飛躍。

　　“這是從傳統(tǒng)的社會管控、社會管理理念和思維向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思想的重大飛躍，為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理念引領。”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院長魏禮群說。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社會治理理念的創(chuàng)新正轉化為社會治理實踐的優(yōu)勢，轉化為人民群眾的思想自覺與行動自覺。

　　作為一個近14億人口、幅員遼闊的發(fā)展中大國，這個成績來之不易：我國每10萬人中發(fā)生命案數處于世界最低水平；人民群眾對社會治安滿意度達到95%以上。“平安中國”成為一張亮麗的國家名片。

　　黨的十八大以來，強調社會治理既不能管得太死，也不能管得太松，必須剛柔并濟、寬嚴適度，有力地推動社會迸發(fā)活力又和諧有序運行。

　　這是中國發(fā)展的社會面貌之變——70年，逐步從一窮二白向全面小康轉變。

　　“那時候海南保亭地區(qū)的交通很落后，路上沒有什么機動車，也沒有紅綠燈，車隨便開，也不需要交警在路面指揮交通。”今年84歲的王大修，50多年前在當地交通部門工作，對當時的情況記憶猶新。

　　王大修描述的這段歷史，在現任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隊副大隊長曾繁江看來頗感陌生。曾繁江說：“現在，面對越來越復雜的路面交通情況，我們借助科技手段可以實現執(zhí)勤執(zhí)法、事故處理等實時動態(tài)監(jiān)督。”

　　經濟社會發(fā)展今非昔比。通過改善民生與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形成良好社會秩序，使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xù)。

　　70年，中國創(chuàng)造了從貧困到溫飽，再到總體小康和全面小康的人間奇跡。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82萬元；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7.7億減少到2018年的1660萬。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94.2%。建成了包括養(yǎng)老、醫(yī)療、低保在內的世界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養(yǎng)老保險覆蓋超過9億人，醫(yī)療保險覆蓋超過13億人。居民人均預期壽命提高到2018年的77歲。

　　社會治理變革，是新中國發(fā)展歷史變革的縮影。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社會穩(wěn)定功不可沒。

　　全面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決捍衛(wèi)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依法嚴懲涉黑涉惡、涉槍涉爆、盜搶騙、黃賭毒、食藥環(huán)等領域突出違法犯罪，切實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有效應對各類社會矛盾風險，統(tǒng)籌做好矛盾風險排查預警、防范化解、應對處置工作。

　　縱觀新中國70年社會治理變革歷程，這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堅定不移探索、開拓和推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過程。

　　在這艱苦卓絕的征程上，既有高歌猛進，也有曲折徘徊，更有飛躍變革，探索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

　　堅定不移——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

　　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zhèn)，每晚7點，一支由群眾組成的巡邏隊伍，身著統(tǒng)一服裝，在派出所民警帶領下，活躍在楓橋鎮(zhèn)大街小巷。所到之處，人們倍感安心。

　　他們有一個響亮的名字——“紅楓義警”。“紅”代表黨建引領；“楓”代表“楓橋經驗”。

　　1963年，楓橋干部群眾創(chuàng)造了“在黨的領導下，發(fā)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經驗。如今，黨建引領成為新時代“楓橋經驗”的靈魂，基層群眾、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社會治理，成為鮮明特征。

　　56年慷慨激昂，“楓橋經驗”從楓橋鎮(zhèn)發(fā)端，在全國開枝散葉、碩果累累，成為社會治理的典范。

　　中國社會治理點多、面廣、難度大。一個近14億人口的大國，治理沒有現成經驗可循。

　　歷史，總在變革中迸發(fā)前進的力量。中國共產黨人奮進求索，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黨的十九大報告寫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勾勒出社會治理的和美景象，繪制出新時代的和諧畫卷。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單位人”到“社會人”，從傳統(tǒng)的“熟人社會”到當下的“陌生人社會”，在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大潮中，治理好這樣一個人口大國絕非易事。

　　一本本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上世紀90年代的戶口簿，靜靜地擺放在云南警察陳列室的玻璃展柜里。卷曲的邊角、泛黃的紙頁，仿佛在訴說著歲月的變遷……

　　“戶口登記從城鄉(xiāng)二元分化到一元協同發(fā)展，戶口遷移從‘農轉非’的計劃指標到逐步放寬城鎮(zhèn)落戶門檻，無戶口人員從祈盼政策松動到常態(tài)化登記解決，戶籍制度的持續(xù)改革，是中國社會治理演變的鮮活注腳。”云南省公安廳治安管理總隊總隊長徐志勇說。

　　中國正在從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

　　70年，中國農業(yè)人口比重減少五成。黨的十八大以來，伴隨戶籍、土地、財政、教育、就業(yè)、醫(yī)保和住房等一系列改革的深化，農業(yè)轉移人口市民化速度明顯加快。

　　“中國社會已從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業(yè)社會、鄉(xiāng)村社會，逐步向工業(yè)社會和現代社會轉變，城市化水平大幅提升；由封閉半封閉型社會向開放型社會轉變。”魏禮群說，“整個社會日益呈現多元化、復雜化、現代化的特征。”

　　社會治理從國家一元管理向多元社會主體共建共治共享轉變，這是大勢所趨。

　　在現代社會治理中，政府是社會治理的主導力量，但已不是社會治理的唯一主體，企事業(yè)單位、社會組織、城鄉(xiāng)社區(qū)居民組織、社會公眾等都成為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領導基層治理的堅強戰(zhàn)斗堡壘，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任務。

　　堅持黨建引領、鞏固黨的執(zhí)政基礎，是貫穿社會治理的一條紅線——

　　“8年的違建，現在終于拆掉了。”北京市豐臺區(qū)馬連道欣園東路的居民范大媽指著路北側的空地，連說“沒想到”。

　　一座長期租住近300人、安全隱患突出的“公寓樓”拆不動，因為它剛好“騎”在兩區(qū)交界線上，拆除工作要協調兩區(qū)的多個部門，難度大。北京開展“街鄉(xiāng)吹哨、部門報到”改革，街道吹響“跨區(qū)聯合哨”，兩區(qū)執(zhí)法部門相繼“報到”，多年頑疾被合力解決。

　　群眾的訴求就是“哨聲”。拆除違建、解決交通擁堵、清理“僵尸車”……“吹哨報到”重點是形成條塊合力，抓住黨組織領導基層治理這條主線，逐步把公眾、社會力量和黨委政府的關系從“站著看”變?yōu)?ldquo;跟著干”。

　　“街鄉(xiāng)吹哨、部門報到”是以黨建為引領破解基層治理難題的范例，其實質是城市基層從傳統(tǒng)管理向現代治理轉變的系統(tǒng)性革命。

　　上世紀50年代初，“居委會黨建”應運而生；80年代中期，“社區(qū)”逐步形成，進入“街道社區(qū)黨建”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開啟“城市基層黨建”創(chuàng)新發(fā)展階段，以街道社區(qū)黨組織為核心，有機聯結轄區(qū)單位、行業(yè)及各領域黨組織。

　　從街道社區(qū)黨建到城市基層黨建，這是對黨建規(guī)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是主動適應城市改革發(fā)展和城市基層治理的關鍵之舉。

　　時代雖然在變，以人民為中心的赤誠不變。習近平總書記的話擲地有聲——“人民群眾什么方面感覺不幸福、不快樂、不滿意，我們就在哪方面下功夫。”

　　深圳市建設上千個標準化黨群服務中心打通基層治理“最后一公里”，大連市西崗區(qū)組織發(fā)動離退休黨員組建300多支服務隊伍入戶走訪掌握社情，南京市棲霞區(qū)仙林街道推進黨組織延伸到網格……

　　以著力提升“政治領導力、組織覆蓋力、群眾凝聚力、社會號召力、發(fā)展推動力、自我革新力”為目標，將黨的領導貫穿于基層社會治理各方面全過程。

　　構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

　　建立完善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層社會治理體系。浙江續(xù)寫好“楓橋經驗”新時代篇章；黑龍江大慶市堅持發(fā)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以人民調解提升基層治理能力；河南南陽市創(chuàng)新發(fā)展“楓橋經驗”促進民族團結……推動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加快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提高對動態(tài)環(huán)境下社會治安的控制力。全國已建成各級綜治中心64.9萬個，其中省級綜治中心28個，市、縣、鄉(xiāng)、村等四級綜治中心建成率分別達到了89.6%、94.6%、97.6%、93.7%。

　　人、地、物、事、組織等要素和服務納入網格，感知社會最細微的變化。全國村（社區(qū)）共劃分網格257.3萬多個，有網格員429.8萬人，北京等25個省區(qū)市實現網格化服務管理全覆蓋，發(fā)現、分析、解決、核實反饋問題，更加快捷準確。

　　加大社區(qū)服務體系建設力度。全國城市社區(qū)綜合服務設施覆蓋率達到78.2%，農村社區(qū)綜合服務設施覆蓋率達到43.7%，社區(qū)對居民群眾的服務能力進一步增強。

　　夯實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救助困難群眾。建立健全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員救助供養(yǎng)、受災人員救助、醫(yī)療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業(yè)救助、臨時救助為主體，社會力量參與為補充的社會救助體系。

　　構建統(tǒng)一指揮、權責一致、權威高效的國家應急體系。2018年4月16日，新組建的應急管理部掛牌，把13項與應急響應有關的職能進行整合和優(yōu)化，中國特色應急管理體制建設提升到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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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參與社會建設、共同參與治理活動、共同分享治理成果。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是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

　　只有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不斷加強和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系，努力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才能進一步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

　　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一些剩下的食物是濕垃圾，裝在袋子里。扔的時候，濕垃圾倒進濕垃圾桶，袋子要扔進干垃圾桶。”上海市普陀區(qū)開開大樓小區(qū)的垃圾分類投放點，今年暑假迎來了20多名“小小志愿者”值守，家住該小區(qū)的小志愿者張?zhí)煊鲗绾瓮斗藕苁煜ぁ?/p>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作為一部地方性法規(guī)，2019年7月1日正式施行，垃圾分類投放正在改變居民以往“一包丟”的習慣。

　　上海，這座特大城市正以法治化、精細化、科學化的方式培養(yǎng)居民垃圾源頭分類的習慣。“針對特大城市管理需要，制定生活垃圾管理、食品安全、道路交通管理等法規(guī)，推動城市管理精細化和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殷一璀說。

　　社會治理現代化，必然是治理方式的現代化，從單純行政手段向綜合運用各種方式方法轉變。

　　魏禮群說：“改革開放前，國家主要通過行政措施實現社會的整合發(fā)展。改革開放后，逐步重視綜合運用經濟、法治、科技和必要的行政等多種手段，加強和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不斷推進源頭治理、系統(tǒng)治理、依法治理、民主治理、綜合治理。”

　　一網聯通世界。當今，社會治理正在步入“智治”階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強化互聯網思維，利用互聯網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優(yōu)勢，推進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準化、公共服務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會態(tài)勢、暢通溝通渠道、輔助決策施政。

　　每天清晨，四川省瀘州市公安局龍馬潭區(qū)分局紅星派出所民警郭奔上班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開電腦，對大驛壩社區(qū)的23個居民小區(qū)進行一次“鼠標巡邏”。

　　幾十年前騎車巡邏，現在依托智能化、大數據平臺實現隨時調取圖像、掌握現場情況。社區(qū)警務室接入了瀘州市“智慧云護城墻”系統(tǒng)，成為瀘州市治安防控體系的智慧“防火墻”。

　　“每半個小時，警務室值班民警就會對重點區(qū)域開展一次‘鼠標巡邏’，一旦發(fā)現異常情況，立刻通報處理。”郭奔說。

　　圖巡發(fā)現大量人員聚集，報告派出所趕赴現場查明原因，將糾紛雙方負責人帶離現場，及時有效處置；系統(tǒng)從發(fā)現目標、人像盲比，到抓獲嫌疑人，僅用不到半個小時；電動車被盜，從接警、視頻偵查，到抓獲嫌疑人僅用3個小時……高科技助力社會治理，令人由衷感嘆。

　　網絡時代，社會治理方式正在從單向管理轉向雙向互動，從線下轉向線上線下融合，從單純的政府監(jiān)管向更加注重社會協同治理轉變。

　　在上海，用“繡花”精神交出一份特大城市精細化管理答卷——積極布局城市管理“神經元系統(tǒng)”，升級建設“城市大腦”，已建成1個市數字化城市管理中心、16個區(qū)網格化綜合管理中心、214個街鎮(zhèn)網格化管理中心、5902個居村工作站，實現城市管理公共空間全覆蓋；

　　在湖北，“智慧警務”建設，帶動形成互聯、互通的公安信息網，信息技術手段破案數占比持續(xù)達到80%以上；

　　在貴州，建設省、市、縣、鄉(xiāng)、村五級政務服務“一張網”，“一網通辦”全省事，政務服務網上可查詢和辦理事項達58.8萬項；

　　在安徽合肥，企業(yè)辦事“不求人”“少跑腿”、居民生活“一鍵通”、堵車與上學等民生痛點逐步解決，人工智能讓老百姓享受到越來越多“數字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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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數字中國建設重頭戲，我國公共安全、社會治理加快進入云時代。以信息化建設為支撐，對城市監(jiān)測預警、應急指揮、智能決策、事件管理、協同聯動等實現綜合服務，讓社會治理駛上“高速公路”，正在全國落地見效。

　　為避免“神經末梢”問題上升到“中樞神經”層面解決，在以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坐標，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打通“微循環(huán)”方面，基層不斷創(chuàng)新實踐。

　　——社會組織是基層社會治理中最活躍的因子。我國社區(qū)社會組織約40萬個，其中街道社區(qū)管理32.7萬個，成為城鄉(xiāng)社區(qū)治理的“減壓劑”、完善社區(qū)服務體系的“填充劑”。社區(qū)居委會、社會工作者、社會組織“三社聯動”，為社區(qū)提供服務、化解矛盾。

　　——全國共有人民調解委員會75萬多個，人民調解員300多萬人。去年調解各類矛盾糾紛953.2萬件。到2022年，將基本形成以人民調解為基礎，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行業(yè)性專業(yè)性調解、司法調解優(yōu)勢互補、有機銜接、協調聯動的大調解工作格局。

　　——志愿服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全國志愿服務信息系統(tǒng)注冊志愿者超過1億人，記錄志愿服務時間超過12億小時。

　　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虛擬空間不是虛假空間。

　　提升網絡空間綜合治理能力，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營造出清朗的網絡空間——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大依法管理網絡力度，加快完善互聯網管理領導體制。

　　制定網絡安全法等法律法規(guī)，為依法治網、辦網、用網提供基本依據；從打擊網絡電信詐騙到開展“凈網”“劍網”“清源”“護苗”等系列專項治理行動，懲治網絡犯罪決不手軟；針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違法行為，多部門協作配合，形成治理合力，有力筑牢公民個人信息防護墻……從源頭治理抓起，解決突出問題，網絡空間日益清朗。

　　聯合整治炒作明星緋聞隱私和娛樂八卦、約談自媒體平臺、將違規(guī)網絡主播納入跨平臺黑名單；網絡社會組織“同心圓”工程在各地深入開展，有力推動互聯網行業(yè)自律……依法管網治網進一步加強，網絡生態(tài)日趨好轉。

　　從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到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正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向新境界——

　　從“小腳偵緝隊”到安保志愿者“朝陽群眾”，從“刷墻貼通知”到“互聯網+社區(qū)治理”，更多新鮮血液注入協管共管隊伍，從城市到鄉(xiāng)村，從現實世界到虛擬空間，“平安中國”打通“最后一公里”。

　　從“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聯合懲戒大格局逐步形成，到“好家風建設”“美德在農家”活動在各地興起，再到“最美媽媽”“最美逆行者”“最美孝心少年”獲千萬網民點贊，向上向善的力量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生動演繹。

　　累計制發(fā)超過18億張二代身份證，其中異地辦理1000多萬張；實施《居住證暫行條例》，徹底告別“暫住證”時代；“最多跑一次”“馬上辦”“網上辦”，公平高效的政務服務讓群眾成為最大受益者。

　　全國法院累計發(fā)布失信被執(zhí)行人名單1200多萬例，300多萬“老賴”迫于信用懲戒壓力履行義務。

　　重點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作為切入點和突破口，打造基層治理現代化的“前線指揮部”，使市域成為風險隱患解決在萌芽、基層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層級。

　　加強和改進鄉(xiāng)村治理——到2020年，鄉(xiāng)村治理體系進一步完善；到2035年，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xiāng)村治理體系更加完善，鄉(xiāng)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實現現代化。

　　加快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到2022年，基本形成覆蓋城鄉(xiāng)、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現代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到2035年，基本形成與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基本建成目標相適應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

　　一串串數據、一項項成果，印證70年來社會治理的發(fā)展進步。

　　“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處理好治理與民生的關系，從源頭減少社會矛盾；處理好活力與秩序的關系，實現社會有序運行與活力迸發(fā)相統(tǒng)一、相協調；處理好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強化法治保障、弘揚社會正氣。

　　70年，民生加快改善，社會治理不斷完善，“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閃耀在中國共產黨的時代答卷上。

　　從2020年到2035年，現代社會治理格局將基本形成，社會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

　　未來可期，一個更加穩(wěn)定、平安、和諧的中國正在向我們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