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習近平總書記是2018年1月11日在中共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的講話中引用這一名言的。習總書記說：“全面加強紀律建設，用嚴明的紀律管全黨治全黨。‘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紀律嚴明是我們黨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保障。黨的十九大把紀律建設擺在更加突出位置，納入黨的建設總體布局，表明了用嚴明的紀律管黨治黨的堅定決心。”

　　“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出自宋代包拯的《上殿札子》，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法令能夠得以執(zhí)行，紀律自然就會嚴明，這樣就沒有治理不好的國家，沒有不能被教化的百姓。

　　包拯（999年－1062年），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東）人，北宋名臣。歷任三司戶部判官及京東、陜西、河北路轉運使等職，嘉祐六年（1061年），升任樞密副使。因曾任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故世稱“包待制”“包龍圖”。包拯廉潔公正、立朝剛毅，不附權貴，鐵面無私，且英明決斷，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之名。謚“孝肅”，有《包孝肅公奏議》傳世。“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即出自《包孝肅公奏議》的《上殿札子》。

　　“札子”是古代公文的一種形式，用于向皇帝或長官進言議事。包拯的這封《上殿札子》作于宋仁宗慶歷七年（1047年），當時發(fā)生了較為嚴重的旱災，按照“天人感應”說，一定是國家的治理特別是司法方面出現(xiàn)了問題。仁宗于是下罪己詔，并要求官員積極上書言事，指摘朝廷存在的過失以圖改進，包拯于是就寫了這封有名的札子，表達了自己對于司法方面的一些感觸和建議。

　　具體到“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這句話，其相對完整的上下文是： “臣聞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緣近歲以來，賞罰之典，或尚因循，且人知法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昔唐文宗問宰臣李石：‘天下何以易治？’李石對以‘朝延法令行則易治’。誠哉！治道之要，無大于此。伏望陛下臨決大政，信任正人。賞者必當其功，不可以恩進；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在陛下力行而已。”

　　這段話的大意是：法令是君王治理天下的根本手段，國家的治亂安危很大程度上維系在法令上，所以一定要謹慎對待。近些年來，朝廷在法令方面有因循茍且之處，這是很危險的。如果人們認為國家的法令不足相信，那么還怎樣用它來賞善罰惡呢？唐朝的時候，文宗皇帝曾經(jīng)問宰相李石怎樣治理天下才能事半功倍，李石回答說朝廷的法令能夠嚴格執(zhí)行，天下治理起來就會輕松很多。這話說得太對了。所以我希望陛下要信任正人君子，嚴格按照法令辦事，做得好就賞，做得不好就罰；忠誠正直的就算關系再遠也要提拔，奸佞邪惡的就算是親信也要貶斥。法令能夠貫徹執(zhí)行，那就沒有治理不好的國家，沒有教化不好的百姓，關鍵就在陛下能不能嚴格執(zhí)行了。

　　“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包拯的這段名言，強調(diào)的是“法令既行”也就是國家的法律、命令得到貫徹實施的重要性。那么，怎樣才算是“法令既行”了呢？從這句話所出自的語境中來看，包拯實際上強調(diào)了兩點：一是“賞者必當其功，不可以恩進；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幸免”；二是“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

　　“賞者必當其功，不可以恩進；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幸免”，強調(diào)的是法令要陟黜有據(jù)，賞罰分明。

　　陟黜有據(jù)，賞罰分明，對于國家的治理確實非常重要。國家由數(shù)量眾多、個體情況各異的成員所構成，維系這樣一個龐大組織的運行，靠邊界模糊的情感、道德來維系是根本不可能的。能夠讓這樣一個龐大組織運行起來，唯一能夠依靠的就是規(guī)則，而這個規(guī)則要想得以有效實施，一是它本身必須明晰，二就是它實施的結果必須明晰。這兩點綜合起來，就是中國司法史中一再強調(diào)的“明法”。比如韓非子在《六反》中就曾指出“圣人之治也，審于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于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存輕貨于幽隱，雖曾、史（曾參、史魚，古賢者）可疑也。懸百金于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曾、史可疑于幽隱；必知，大盜不取懸金于市。”荀子在《君子》篇也說“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大賊害之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這些話語，都清晰地指出，只有做到陟黜有據(jù)、賞罰分明，人民才能知道該怎么辦、不該怎么辦，做到進退有序，秩序井然；才能培養(yǎng)人民的規(guī)則意識和守法精神，也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奸邪的官員從中漁利、非法殃民。

　　歷史上關于“明法”而取得突出效果的突出事例莫過于“商鞅立木”。商鞅在變法之初，為了取信秦國的百姓，就在都城南門外豎了一根木頭，說凡是能將木頭搬到北門的就可以獲得十金。木頭不算很大，有點力氣的成年人都可以搬走。老百姓以為政府在和人們開玩笑，所以根本就沒有人動。商鞅把獎勵提高到五十金，才有一個人抱著試試看的態(tài)度將木頭從北門搬到了南門，而商鞅立刻就兌現(xiàn)了獎賞，從此秦國百姓都知道商鞅是說話算話的，此后他再發(fā)布什么政令，百姓馬上就會按照要求去做。要求清晰明確、賞罰確定不移，這是法令能夠起到應有作用的重要條件。

　　“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強調(diào)的是在執(zhí)法的過程中要做到公平公正，一視同仁。

　　法令明晰了，還有一個執(zhí)行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古代杰出的法治人物們強調(diào)的都是公平公正、一視同仁。這是因為，假如有法不依，執(zhí)行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偏差，那么它也就很難取信于民，起不到其預期的效果。比如《商君書·賞刑》就強調(diào)要“一賞，一刑，一教”；《韓非子·有度》強調(diào)“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揚權》強調(diào)“動無非法”，“執(zhí)一以靜”，故“圣人治國也，審一而已矣”。又因為對法令造成破壞的，一般都是具有某些特權的階層，所以古代的思想家、哲學家們的目光，也就都將法的平等性重點指向了權貴階層的法外特權，比如針對一些高官權貴，大權在握，目無法紀，超然法外的現(xiàn)象，古人就強調(diào)“法不阿貴”，比如《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就指出“治強生于法，弱亂生于阿”；針對以私情代公法，以游說擾法律，邀功避罪，無功升遷，無能得官等現(xiàn)象，古人就提出“法不遺愛”，如諸葛亮在《前出師表》就說：“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不宜偏私，使內(nèi)外異法也”；針對一些人視功勞為特權，居功自恃，傲視法令的情況，古人就提出“功不抵罪”，如《商君書·賞刑》就說：“有功于前，有敗于后，不為損刑；有善于前，有過于后，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shù)斷。”即使對國家做出過貢獻者，也不能由此取得法外特權，可以允許犯罪者戴罪立功，以功贖罪，但不能允許以前功抵后罪。

　　法規(guī)政策的良好落實還需要當政者以身作則，需要公平公正的態(tài)度。

　　在這方面，中國的古圣先賢留下了許多智慧的話語。管仲說：“禁勝于身，則令行于民；上不行法則民不從彼。”（《管子·法法》）孔子也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篇》）為官者的一言一行都影響著民眾對法規(guī)政策的態(tài)度。老百姓習慣性地要求官員應當是有高尚政治品德的人，把官員看成是國家政府的代表，為官者自身的正直品行、遵紀守法就是對民眾的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如果官員自己帶頭不遵守法律，又怎么能要求民眾對法保持敬畏之心呢？

　　公正是一切法規(guī)暢行的基礎。《戰(zhàn)國策·秦策一》在評價商鞅治秦的成就時稱贊道：“法令至行，公正無私。”《商君書·勒令》也說：“法平則吏無奸。”由此可見，執(zhí)法的公平公正是推行政策的必要條件。公正，就意味著無論身份、地位、財富等的高低多寡，只要觸犯法律，就必須受到應有的懲罰，只要做了好事，就應當依法給予獎勵?！俄n非子·有度》說：“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歷史上，關于執(zhí)法公平、一視同仁的例子，又莫過于包拯本人。比如他在擔任監(jiān)察御史時，就曾彈劾并堅持要求仁宗罷免了與宰相陳執(zhí)中關系密切并深得仁宗寵愛的轉運使的貪官王逵，任廬州知州時又懲戒了借自己官威橫行鄉(xiāng)里的族人，等等。民間說他有龍頭、虎頭、狗頭三口鍘刀，龍頭鍘鍘皇親國戚，虎頭鍘鍘貪官污吏，狗頭鍘鍘地痞流氓，無論是誰，只要作奸犯科，犯下死罪，到包公手中，不問高低貴賤，一律開刀問斬。這雖然是傳說，但其中表現(xiàn)出的，是百姓對于包公公平執(zhí)法的肯定，以及對于司法公平的渴望。

　　所以，包拯的這句話雖然看似簡單，但內(nèi)中所包含的，卻是極其豐厚的傳統(tǒng)智慧以及包公本人寶貴的治理經(jīng)驗與司法良心。這些寶貴的經(jīng)驗與智慧，直到今天，也依然閃耀著動人的光芒，能夠為我們今天的社會治理提供寶貴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