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是2018年5月18日在全國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大會上的講話中引用這一名言的。習總書記說：“當人類合理利用、友好保護自然時，自然的回報常常是慷慨的；當人類無序開發(fā)、粗暴掠奪自然時，自然的懲罰必然是無情的。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這是無法抗拒的規(guī)律。‘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yǎng)以成’。這方面有很多鮮活生動的事例。始建于戰(zhàn)國時期的都江堰，距今已有2000多年歷史，就是根據(jù)岷江的洪澇規(guī)律和成都平原懸江的地勢特點，因勢利導建設的大型生態(tài)水利工程，不僅造福當時，而且澤被后世。”

　　“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yǎng)以成。”出自戰(zhàn)國思想家荀況所著《荀子》的《天論》篇。意思是天下萬物，各自得到各自的和氣而生成，各自得到各自的滋養(yǎng)以成長。

　　荀子（約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況，字卿，戰(zhàn)國末期趙國人 ，世人尊稱“荀卿”，曾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的祭酒，后為楚蘭陵令。荀子是孔子之后與孟子并稱的另一個大儒，概括而言，荀子學說的核心主要有三點：“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觀、“化性起偽”的道德觀、“禮儀之治”的社會歷史觀，由這些主張也可以看出其與孟子學說的巨大的差別。除了自己的學說外，他還對先秦哲學進行了總結，是戰(zhàn)國時期一個集大成式的偉大思想家。其代表作《荀子》，今存32篇，除少數(shù)篇目外，基本上出于荀子本人之手。

　　作為一位進步思想家，荀子對宇宙自然有著自己的看法。儒家認為“天”是有意志、有精神的宇宙萬物的主宰者，這就是所謂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荀子認為這是一種唯心主義“天命論”，在對它進行尖銳批判的基礎上，吸收了道家天道自然的宇宙觀，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義自然觀。他認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是無意志無目的的自然界，有自己的運行規(guī)律，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社會的治亂和國家的興亡是人為造成的，與天沒有關系。荀子還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口號，認為人們只要發(fā)揮主觀能動作用，認識、掌握自然規(guī)律，就能改造和利用自然界。荀子的這一思想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后人強調(diào)荀子是唯物主義哲學家，就是從這一點出發(fā)的。

　　在治國上，荀子的理想是建立一個“四海之內(nèi)若一家”“天下為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隆禮”“重法”是其政治理論的核心內(nèi)容。荀子認為，禮可以制約人們的情欲，約束人們的行為，因此是治國之本，關系到國家的生死存亡。除了禮之外，法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治理國家必須禮法并重。此外還要做到“尚賢任能”“賞功罰過”。在治國方法上，荀子批評了孟子的“法先王”的復古思想，明確提出要“法后王”，強調(diào)要從現(xiàn)實生活中去考察過去的歷史，而不要盲目崇古。在經(jīng)濟上荀子提倡要以農(nóng)為本、開源節(jié)流、節(jié)用裕民、上下俱富。

　　具體到“天下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yǎng)以成”這句話，它出現(xiàn)在《天論》的第一段，其相對完整的上下文是：“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yǎng)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星辰相隨旋轉，日月交替照耀，四時規(guī)律變化，陰陽互相轉化，風雨澤被天下。天下萬物，各自得到各自的和氣而生成，各自得到各自的滋養(yǎng)而成長。人們看到造化成就萬物，卻看不清這背后的機制，于是將其歸結為神明的力量。

　　這段話雖然簡短，卻可以說是荀子自然觀的理論核心與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荀子推導出了 “明天人之分”的整套自然觀。在《荀子》的語境中，“天”約略相當于今天我們所說的“大自然”或“自然”。荀子“天人相分”的觀念，用現(xiàn)在的話來解釋，就是人們對自然無法了解，面對不可知的自然力量，面對無法預測的命運，往往傾向于將導致不可知結果的東西歸結為神秘的力量，這個神秘的力量，人們就稱其為“天”，而后又把人間的關系投射到“天”上，于是“天帝”“天官”，以及“天”與“人”之間的種種關系和說法也就應運而生了。實際上，這世界上并沒有一個具有人格的“天”存在。天地運行自有其規(guī)律，既不會因為遇到了堯這樣的明君而變好，也不會因為遇到了桀這樣的暴君而變壞，是好是壞，全在于人們的應對如何。既然如此，與其搞什么祭天、祈雨之類的迷信活動求得上天的保佑，就不如把現(xiàn)實政治搞好，掌握自然的規(guī)律而對它加以利用。即所謂：“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與其（一味地）推崇天而思慕他，怎么比得上將天當作物質而加以控制呢。與其（一味地）順從天而歌頌它，怎么比得上掌握它的規(guī)律而利用它呢。與其（一味地）盼望天時的調(diào)順而靜待豐收，怎么比得上配合時令的變化而使用它呢。與其（一味地）聽任物類的自然生長而望其增多，怎么比得上發(fā)揮人類的智能，來助它繁殖呢。與其（一味地）空想著天然的物資成為有用之物，怎么比得上開發(fā)物資而不讓它埋沒呢。與其（一味地）希望了解萬物是怎樣產(chǎn)生，怎么比得上幫助萬物，使它茁長呢。所以放棄人為的努力，而寄望于天，那就違反了萬物的原理。

　　對于荀子“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言論，在過去那段單純強調(diào)向自然索取的年代，一般人都將其與莊子的“天人合一”、子思的“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相對立而言，強調(diào)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斗爭色彩，并受到極大的推崇；而隨著人類對自然的掠奪式開發(fā)而帶來的種種災難性后果，荀子的這一理論在近些年也頗受微詞。實際上，荀子講“天人相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認定“天下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yǎng)以成”也就是自然運行是有其自身規(guī)律的。只要我們對于尊重了解自然規(guī)律的這一點足夠重視，則對自然的改造和加工就完全可以在利益人類的同時也改善環(huán)境，避免近世人類對于自然的瘋狂掠奪與不計后果的肆意破壞。總書記在講話中所提到的由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一個優(yōu)秀的范例。

　　都江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岷江是長江上游的一大支流，流經(jīng)的四川盆地西部是中國多雨地區(qū)。岷江出岷山山脈，從成都平原西側向南流去。成都平原的整個地勢從岷江出山口玉壘山，向東南傾斜，坡度很大，都江堰距成都50公里，而落差竟達273米，因此對于成都平原而言，岷江就是一條地地道道的“懸江”。正因為如此，每到雨季，岷江和其它支流水勢驟漲，成都平原就會成為一片澤國；而到旱季，雨水不足時，成都平原又往往會赤地千里。

　　是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改變了這一切。李冰采用中流作堰的方法，在岷江峽內(nèi)用石塊砌成石埂，叫都江魚嘴，也叫分水魚嘴。魚嘴的建成將上游奔流的江水一分為二：西邊稱為外江，它沿岷江順流而下；東邊稱為內(nèi)江，它經(jīng)寶瓶口而流入成都平原。由于內(nèi)江窄而深，外江寬而淺，這樣枯水季節(jié)水位較低，則60%的江水流入河床低的內(nèi)江，保證了成都平原的生產(chǎn)生活用水；而當洪水來臨，由于水位較高，于是大部分江水從江面較寬的外江排走，這種自動分配內(nèi)外江水量的設計就是所謂的“四六分水”。為了進一步控制流入寶瓶口的水量，起到分洪和減災的作用，防止灌溉區(qū)的水量忽大忽小、不能保持穩(wěn)定的情況，李冰又在魚嘴分水堤的尾部，靠著寶瓶口的地方，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飛沙堰”溢洪道，以保證內(nèi)江無災害，溢洪道前修有彎道，江水形成環(huán)流，江水超過堰頂時洪水中夾帶的泥石便流入到外江，這樣便不會淤塞內(nèi)江和寶瓶口水道，故取名“飛沙堰”。都江堰修成之后，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 ，“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謂之天府”，保證了大約300萬畝良田的灌溉，使成都平原成為旱澇保收的天府之國。而最為偉大之處猶在于，這一工程修建于公元前256年，是全世界至今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且至今仍發(fā)揮巨大效益的偉大水利工程。與之興建時間大致相同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侖的灌溉系統(tǒng)，以及中國陜西的鄭國渠和廣西的靈渠，都因滄海變遷和時間的推移，或湮沒、或失效，唯有都江堰，至今還滋潤著天府之國的萬頃良田。

　　何以都江堰能夠歷經(jīng)兩千余年的歷史滄桑，至今仍然發(fā)揮如此巨大的功用？一言以蔽之，就是因為李冰父子雖不一定讀過荀子的著作，但“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yǎng)以成”的道理，他們是知道的。他們在修建這一偉大工程的時候，充分發(fā)揮了水體自調(diào)、避高就下、彎道環(huán)流的特性，因勢利導、因時制宜，正確處理懸江岷江與成都平原的矛盾，以不破壞自然資源，充分利用自然資源為人類服務為前提，變害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協(xié)合統(tǒng)一，在人類的水利工程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華章。對比那些缺乏對大自然規(guī)律的尊重的掠奪式的開發(fā)利用，以及由此而導致的惡果，它雄辯地說明這一個道理，這就是總書記在講話中所強調(diào)的：“當人類合理利用、友好保護自然時，自然的回報常常是慷慨的；當人類無序開發(fā)、粗暴掠奪自然時，自然的懲罰必然是無情的。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這是無法抗拒的規(guī)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