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改也”這句名言是2018年6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說：“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全面從嚴治黨實踐中，我們深刻認識到，黨內存在的很多問題都同政治問題相關聯(lián)，都是因為黨的政治建設沒有抓緊，沒有抓實。‘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改也。’不從政治上認識問題、解決問題，就會陷入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被動局面，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改也”這句話，出自蘇軾的策論《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遇到問題要從根本入手，這樣早上下令，晚上就能見到成效；如果從細枝末節(jié)入手，那就永遠也不會有所改觀。

　　蘇軾是所有中國人都熟知的大文豪。他二十歲參加進士考試，以榜眼也就是第二名高中鼎甲。這篇《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就是蘇軾參加進士考試時所做的五道進策之一。

　　宋代的科舉分四場：第一場是詩賦，第二場是論，第三場是策，第四場是貼經(jīng)和墨義。詩賦不用解釋了，貼經(jīng)和墨義相當于填空和名詞解釋，內容都來自于儒家經(jīng)典，也不必多說。稍微要解釋一下的是“論”和“策”。一般來說，“論”考的是一般性、抽象性的問題，它更側重考察考生對儒家一般性原理的把握；而“策”則要求考生針對當時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思考并給出解決方案，考察的是考生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比如蘇軾參加考試的這一回，“論”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之論》，“策”的題目則有五個，分別是《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修廢官舉逸民》《天子六軍之制》《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當時的主考官是歐陽修，幾場考試下來，歐陽修是徹底被蘇軾折服了，立即決定將蘇軾以第二名的名次錄取——之所以沒有定為第一名，主要是因為歐陽修看蘇軾的文風很像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怕真是曾鞏的話會引發(fā)眾人的議論。順便說一下，歐陽修擔任主考錄取的這一榜進士，堪稱是大宋人才之最，不但有蘇東坡兄弟，還有曾鞏、曾布、程顥、張載、呂惠卿、章惇等，真可以說是群星燦爛、盛極一時了。

　　好了，我們還是把話題拉回到這篇著名的策論。我們剛才說過，策的考試內容，是要求考生針對當時出現(xiàn)的一些問題發(fā)表自己的見解，提供解決的方案。而《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就涉及到了兩個現(xiàn)實問題：一是關隴游民私鑄錢，二是江淮漕卒為盜。

　　我們先說第一個問題：關隴游民私鑄錢。私鑄錢，按照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造假幣。假幣的制造，會嚴重擾亂市場，影響中央貨幣政策的順利實行，對于任何一個政權來說，都是一個必須嚴肅對待、嚴厲制止的大問題。而在大宋，這個問題又特別嚴重。而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是宋朝幾乎一直面臨著“錢荒”也就是貨幣短缺的問題。造成錢荒的原因很多，比如當時商品經(jīng)濟發(fā)達，對貨幣量的要求很大，但朝廷的鑄幣能力一直跟不上；又比如宋朝作為當時最富庶的國家，它發(fā)行的貨幣在周邊國家流通度很高，一些周邊的國家或政權比如日本、遼國自己很少鑄錢，直接把宋朝的錢拿來在本國流通，這就造成了貨幣的大量外流。貨幣短缺的情況，就直接刺激了不法之徒鑄造假幣的欲望。當時參與造假幣的人員構成極其復雜，涉及到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不僅有考試題目涉及到的游民，也包括鑄造工人、地方豪強甚至是朝廷官員；波及到的地區(qū)也不僅是題目提到的關隴地區(qū)，而是全國都有。

　　再說第二個問題：江淮漕卒為盜。“漕卒”，就是負責漕運的士卒。所謂“漕運”，是與“海運”相對而言的內陸河運。自隋煬帝開鑿大運河，中國內陸運輸大宗物資，基本上都是以漕運為主。大宋也是如此。而在大宋的漕運中，糧食的運輸又是一件關系到國家生死存亡的事情。這是因為宋朝從開國不久就實行了“強干弱枝”的軍事政策，大量的軍隊集結在京城附近，軍隊所需要的糧草，加上居民的口糧，就都靠漕運來解決。

　　但就是這件關乎國運的大事，卻常常出現(xiàn)各種各樣的問題。由于每年水旱災害給漕運帶來的非人為因素我們且不去管它，單單是人為的因素，就夠讓大宋為難的了。押運漕糧的人無非兩種，一是官員，可能是軍隊的將領，也可能是朝廷派出的文臣；二是士兵，就是所謂“漕卒”。這兩類人在押運漕糧的問題上，都出現(xiàn)了嚴重的問題。首先是負責的官員，為了謀求私利，不時發(fā)生倒賣漕糧的情況。不過，朝廷對這一情況有所了解后，通過重新設計漕糧運輸單元、增設監(jiān)運官的手段，基本上把這個問題解決了。更大的問題出在漕卒上。擔任漕卒的，是所謂“廂軍”。我們知道，宋朝的軍隊分兩種，一種是禁軍，是中央統(tǒng)轄的部隊，他們是朝廷的正規(guī)軍，戰(zhàn)斗部隊；另一類則是“廂軍”，就是地方武裝，雜牌軍，他們負責的，主要就是維護地方治安、從事運輸?shù)入s役。和禁軍比較起來，廂軍的待遇差、地位低，而一旦成為從事漕運的“漕卒”，則狀況就會變得更差。從事運輸，難免有損耗，而這些損耗，往往就要從漕卒的軍餉中扣除，這就讓漕卒們本來就不富裕的生活變得更加捉襟見肘乃至饑寒交迫。為了自己的衣食，這些漕卒往往就會鋌而走險。有的偷盜漕糧、而后以沙石摻入，以次充好；有的連沙子都懶得摻了，直接倒賣；更有甚者，幾十個漕卒上下其手將漕糧搬空，自己也知道到達目的地后難以交代，竟以將船鑿沉的方式逃避罪責。這種情況愈演愈烈，這就給大宋的漕運帶來了嚴重的損耗。

　　考題以及涉及到的相關問題就是這樣。那么蘇軾是怎樣回答的呢？他的文章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發(fā)表了對這兩個問題的總體看法，看法歸納起來就是兩點：一是造成問題的根本在于朝廷而不是普通的百姓，是制度設計的漏洞才使得百姓鋌而走險；二是要想解決問題就要從根本上入手，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解決方式是不行的，“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的警句就出在這里；第二部分是蘇軾為這兩個問題找到的癥結，以及提出的解決方案。針對第一個問題也就是民間私鑄錢，蘇軾認為根源在于朝廷發(fā)行的貨幣幣值虛高，遠高于其實際價值，如果幣值等于鑄造成本，你就是讓民間私鑄錢也不會有人做這種賠本的買賣。也正是基于這個立場，蘇軾對于發(fā)行紙幣的做法是極其不屑，認為那就是一張紙，你說值多少錢就是多少錢，這也太隨意了。針對第二個問題，蘇軾認為漕卒之所以為盜，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工作太勞苦而待遇太低，如果提高他們的待遇，有計劃地進行輪替，他們就不會鋌而走險、以身試法了。第三個部分是結尾，再次強調問題的責任不在兵民，而在朝廷，呼吁朝廷自上而下地在制度上予以解決。

　　蘇軾的解決方案對不對呢？我們就分頭來看看。對于他提出的用讓貨幣的幣值等于鑄造成本的方法杜絕民間鑄幣的建議，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是不行的，這樣的話，造假錢的門檻提高了，民間鑄幣的情況可能會減少，但錢荒會越來越嚴重，對大宋經(jīng)濟不會有任何好處。倒是蘇軾堅決反對的發(fā)行紙鈔的辦法，才是解決大宋錢荒的根本之道，因為法定貨幣背后的關鍵是國家信譽而不是其實際價值，紙幣不損耗實物資源，還能從遼國、日本這些流通大宋貨幣的國家和地區(qū)收鑄幣稅，恰恰是解決錢荒的根本途徑。當然，其前提是政府能夠控制超發(fā)紙幣、掠奪民間財富的欲望，讓貨幣的發(fā)行量與實際經(jīng)濟規(guī)模保持對應。對于以提高待遇、適當輪替解決漕卒為盜的建議，我們認為是可行的。因為根據(jù)現(xiàn)有史料，漕卒們的生活實在是太苦了。比如《宋史·張綸傳》就記載，和蘇軾基本同時而稍早的張綸在江淮任發(fā)運副使的時候，見到漕卒的生活條件極差，凍餓而死的不在少數(shù)，就把自己的俸祿拿出來買了上千件棉衣給他們御寒。身為押運糧食的漕卒，竟然會不免于凍餓，而且這樣的日子一眼望不到邊，試問這世界上誰能無動于心？相信如果朝廷能采納蘇軾的建議，“若稍優(yōu)其給而代其勞”，則普遍存在的漕卒為盜的情況一定會得到很大改觀。

　　“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治其末，百世不改也”的出處和相關情況大致就是如此。站在現(xiàn)在的角度來看，雖然大宋已成過往煙云，蘇軾在這篇策論中所談到的兩個具體事件也就是關隴游民私鑄錢和漕卒為盜已經(jīng)成為過去，且蘇軾所給出的具體方案也有著這樣那樣的歷史局限而并未從根本上解決這兩個問題，但是，他所提出的“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治其末，百世不改也”的見解卻有著超越時間、超越具體事件的價值，閃耀著智慧與真理的光芒。一件事情，總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又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是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了主要問題和問題的主要方面。遇到問題，如果不從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而是在細枝末節(jié)中打轉，即使殫精竭慮，也難以獲得滿意的效果。

　　這一真理與智慧的箴言，同樣適用于黨的建設。我們黨有8900多萬名黨員和45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不同的層級和組織面臨的任務千差萬別，各種要處理的問題千頭萬緒。而所謂“打鐵還須自身硬”，完成這些任務、處理好這些問題，核心就在于黨的自身建設是否過硬，而在自身建設中，政治建設又是根本環(huán)節(jié)。只有牢牢抓住這個根本環(huán)節(jié)，把準政治方向，堅持黨的政治領導，夯實政治基礎，涵養(yǎng)政治生態(tài)，防范政治風險，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就能看清問題的實質，抓住問題的根本和關鍵，游刃有余地處理各種具體問題，擔負起人民賦予的使命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