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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堂黨史課 丨將革命進行到底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jiān)委網(wǎng)站

  “五一”期間,武漢市武昌都府堤,閉館維修近半年的中共五大會址紀念館甫一開放就迎來了參觀高峰。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會議的最后一天選舉產(chǎn)生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中央紀律檢查機構(gòu)——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

  王荷波、楊匏安、許白昊、張佐臣、蔡以忱、劉峻山、周振聲、楊培森、蕭石月、阮嘯仙,一群平均年齡在三十出頭的年輕人,當選為中央監(jiān)委委員、候補委員。10名同志當年就犧牲了4位,隨后幾年里又有5名同志犧牲或失蹤,只有1名同志目睹了新中國的誕生,無一人叛黨。

  對黨忠誠,是共產(chǎn)黨人首要的政治品質(zhì)。我們黨一路走來,經(jīng)歷了無數(shù)艱險和磨難,但任何困難都沒有壓垮我們,任何敵人都沒能打倒我們,靠的就是千千萬萬黨員的忠誠。黨的十八大以來,習(xí)近平總書記反復(fù)強調(diào)要發(fā)揚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精神,要求全黨大力發(fā)揚紅色傳統(tǒng)、傳承紅色基因,賡續(xù)共產(chǎn)黨人精神血脈,始終保持革命者的大無畏奮斗精神,鼓起邁進新征程、奮進新時代的精氣神。

  “再苦再危險,我們也要革命到底。”楊匏安烈士的話成為首屆監(jiān)委成員的共同人生底色,他們以自己的熱血履行了對黨組織的錚錚誓言,以革命到底的人生書寫了對黨的無悔忠誠。

  忠誠源自信仰——

  “死可以,變節(jié)不行!”

  毗鄰中共五大會址的中國共產(chǎn)黨紀律建設(shè)歷史陳列館內(nèi),王荷波的登記材料、蔡以忱的劍與徽章、阮嘯仙制定的“六不準”審計工作紀律……一張張照片、一件件物品述說著首屆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成員的故事,讓人們久久駐足。

  勇敢無懼、向死而生的他們,胸懷一團火,哪怕前路再多荊棘、再是艱險,也毅然走下去,在茍且偷生與堅守信仰的抉擇中,甘愿成為共產(chǎn)主義的殉道者。

  “請求黨組織對我的子女加強革命教育,教育他們千萬別走和我相反的道路。”1927年11月,王荷波在就義之前留下唯一的遺愿。這位被贊譽為“品重柱石”的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領(lǐng)導(dǎo)人,退回工友的饋贈,推掉商人提供的豪宅,告誡身邊人“貪圖享樂別當共產(chǎn)黨”。“二七慘案”發(fā)生后,上級黨組織指示王荷波轉(zhuǎn)移。臨行前夜,王荷波在浦鎮(zhèn)后河上的一只小船里組織召開了黨支部會議,囑咐同志們,永遠不要忘記為了什么而入黨。

  “我從參加革命起,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變節(jié)不行!”1931年7月25日,因叛徒告密,楊匏安再次在上海被捕。在獄中,楊匏安面對國民黨高官厚祿的引誘,寧死不屈。蔣介石甚至親自出馬勸降,楊匏安不為所動,把電話都摔了。就義前,楊匏安曾作一首《示難友》:“慷慨登車去,相期一節(jié)全。殘生無可戀,大敵正當前。知止窮張儉,遲行笑褚淵。從茲分手別,相視莫潸然。”

  “革命處于低潮,仍要充滿對革命勝利的信心。哪怕是最困難時候,仍要與黨保持一致。”在革命最低潮時,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候補委員后,阮嘯仙接受黨組織派遣,先后赴莫斯科、天津、內(nèi)蒙古、遼寧、上海、沈陽等地從事革命工作。1931年前后,因為黨在上海的機關(guān)遭到敵人破壞,他與黨組織失去了聯(lián)系,貧病交加,一度不省人事,在收到親友湊來的100元錢后,在第二年初與黨中央再次取得聯(lián)系,找到組織。他堅信,“堅忍卓絕為吾人本色,奮斗犧牲是我輩精神”。

  “我看黨為平民謀事就是好,即使砍我腦袋,我也要參加共產(chǎn)黨。”楊培森學(xué)唱《國際歌》后,這樣告訴張佐臣。1925年,楊培森迎來上海區(qū)委派到浦東工作的張佐臣,雖然兩人年齡相差二十多歲,卻很快成為忘年交。1927年7月1日,在被敵人抓捕關(guān)押兩天后,楊培森和張佐臣肩并肩走向刑場,臨刑時再次高唱《國際歌》。關(guān)押的牢房灰暗逼仄,通往刑場的道路狹窄幽深,支撐著他們平靜面對死亡的,是對黨、對共產(chǎn)主義的堅定信仰。“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jīng)沸騰,要為真理而斗爭!”他們堅信,《國際歌》里展現(xiàn)的光明世界,終將到來。

  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忠誠書寫本色——

  “不準吃館子或吃公飯,外出審查一律自帶干糧”

  他們因忠誠而永葆廉潔本色。

  在陳列館“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黨的紀律建設(shè)”展區(qū),講解員講述了阮嘯仙制定“六不準”審計工作紀律的故事。

  1934年初,阮嘯仙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審計委員會主任。面對財務(wù)管理混亂、貪污浪費等棘手問題,阮嘯仙親自擬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部《審計條例(草案)》,還為審計人員公布了“六不準”的工作紀律:不準偏聽偏信;不準弄虛作假;不準漏查和做不精確統(tǒng)計;不準徇私用情;不準吃館子或吃公飯,外出審查一律自帶干糧;不準收受被審人員任何物品。

  在阮嘯仙的帶領(lǐng)下,審計人員接連對中央直屬瑞金縣、中央印刷廠、郵政總局、貿(mào)易總局、糧食調(diào)運總局等單位進行財務(wù)審計稽核,查出大量問題,追回多筆貪污款項。僅在瑞金縣,就追繳貪污款達6萬多元。

  “為官清廉,一絲不茍”,這是周恩來對楊匏安的評價。

  “他那時一個月的薪金有300多大洋,足以買田、買地。但他把絕大部分錢都交給黨作活動經(jīng)費,只留下極少的一部分作為家用。因此,我們家里也就不可避免地清貧、困難了,家人都必須去做工貼補家用”,楊匏安的四子楊文偉回憶。

  中央機關(guān)遷離武漢后,楊匏安一直以普通黨員身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全家十多口人的生活艱難而充滿危險。“父親白天在黨報秘密機關(guān)當編輯,晚上寫作、譯書賺稿費貼補家用。那時出版革命書籍發(fā)行困難,稿費很低,他還要經(jīng)常幫家人推磨做米糍,讓祖母和哥哥姐姐們清晨上街叫賣。”楊文偉回憶,當時家里每個人口袋里只裝兩毛錢,楊匏安還規(guī)定這筆錢平時不得動用,在機關(guān)暴露或與組織失去聯(lián)系時才可用于買食物。

  英勇就義90多年后,許白昊的家人仍珍藏著他留下的唯一一張照片。照片上的他身著長衫,面容清俊。

  許白昊曾先后擔任中共武漢地委、中共湖北區(qū)委、湖北全省總工會、中共江蘇省委、上??偣戎匾撠熑恕o論擔任何種職務(wù),許白昊都潔身律己,清廉自守。

  許白昊的父親因思念兒子,坐船到漢口看望他,臨回家前,許白昊塞給父親一些路費。父親買好車票時,發(fā)現(xiàn)剩下的錢僅僅夠買一杯茶水。其實在當時,許白昊已經(jīng)是湖北全省總工會財政部長,手里掌握著大筆革命活動經(jīng)費,但他卻沒有挪用一絲一毫。

  1927年,組織安排許白昊赴上海工作,臨行前他毫不含糊地將工會經(jīng)費和詳細賬單一并交給接任者。不久后,聽湖北的同志說這筆經(jīng)費在使用中發(fā)生了問題,他心急如焚,馬上給中央寫信,請求中央清查這筆款項的下落,一定要給全省工人同志一個清楚的交代。在這封信里,“決不能疏忽!”“該款必需清楚保存”“如該款開支賬目不明及用途不清不正,需湖北省委負責人絕對負責”等話語斬釘截鐵。

  王荷波、楊匏安、許白昊、阮嘯仙,以及許多有名無名的共產(chǎn)黨人,在崢嶸歲月里散發(fā)著共產(chǎn)黨人的風(fēng)骨、品格與擔當。

  忠誠基因傳承——

  “決當做中國有用之人”

  武漢市黃陂區(qū)蔡家榨街蔡官田村,是蔡以忱兒時讀書的地方。走進坐落于這里的蔡以忱陳列室,小皮箱、水壺、佩劍……一件件看似普通的文物,背后隱藏著動人的故事。

  蔡以忱的后人蔡亞生告訴記者,祖父沒有留下什么遺產(chǎn),只有數(shù)件遺物是通過祖母作為“傳家寶”傳下來的。“父親將祖父的佩劍和徽章交給我時,我還不懂事,長大后才認識到這把劍的來歷極不平凡——它象征著祖父為革命仗劍行天下。”

  蔡以忱32歲就犧牲了,后輩們對他的印象很少,記憶最深的是他說的一句話,“為人要正直,要為百姓著想,不要找組織的麻煩”。

  受父輩的影響,蔡以忱的后代也都嚴于律己,為人正直。上世紀60年代末,時任國家副主席的董必武,曾派秘書到武漢看望蔡以忱的二哥蔡襄忱,碰巧遇到蔡以忱的次子蔡光海,便問他有什么困難?蔡光?;卮穑?ldquo;沒什么困難。”后來,組織上多次詢問,每次蔡光海都說:家里人在鄉(xiāng)下過得可以,家里沒什么困難。

  “實際上那時很困難。”蔡亞生說,“當年父親在城里教書,母親帶著孩子在鄉(xiāng)下種地,工分很低,家里年年缺糧。但父親從來不愿意給政府找麻煩。父親經(jīng)常說,‘國家這么大,有困難的人太多了,如果我們伸手向組織要這要那,會愧對祖先’。”在父母的教育下,蔡亞生和兄弟姐妹們也都自食其力。蔡亞生工作多年,領(lǐng)導(dǎo)和同事一直不知道他是革命烈士后代,直到2013年武漢市紀委的同志為辦展覽找他了解情況,大家才知道他是蔡以忱的孫子。

  “祖父為革命拋家不顧,又是這么廉潔,我們后輩絕不能給他丟臉。”蔡亞生說。

  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離王荷波烈士墓不遠,寄存著王荷波五弟王凱的骨灰,兄弟倆年齡相差19歲。王凱曾長期從事黨中央地下機關(guān)的秘密交通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曾擔任國務(wù)院機要交通局局長。

  王荷波兄弟五人,四個弟弟中除一人早逝外,其他三個都在他的帶領(lǐng)下參加了革命。“大伯父雖然犧牲得早,但他的言行對父親的影響很大。”王凱的女兒王皓光說:“大伯父犧牲后,父親也被國民黨逮捕,在監(jiān)獄中關(guān)押了十年。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父親沒有改變自己的信仰。”

  趙迪是王荷波外孫,父親曾任電信總局副局長。從小到大,他們兄妹幾個沒有沾過這個“革命家庭”半點光。有兩件小事,趙迪至今記憶深刻。一是父親從不用公家的車辦私事,平時上班都是騎自行車。二是直到家用電話基本普及,家里一直沒有安裝過電話。父親說,按規(guī)定不能裝就不能開這個口子。

  楊匏安犧牲后,他的家人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許白昊的后人每年清明都誦讀家訓(xùn)——“決當做中國有用之人”;張佐臣的遺孤在蘇聯(lián)出生,俄文名叫伊斯克拉,意為“星火燎原”,盼女兒做革命火種;忠于黨和人民、無私奉獻是楊培森的可貴品質(zhì),也已成為楊家的家風(fēng);蕭石月的革命故事在其家族里廣為流傳,成為家族的“精神傳家寶”;阮嘯仙的兒孫謹遵家規(guī),一分一毫都靠自己掙,都以阮嘯仙為榜樣踏實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流逝的歲月沉淀著堅定的信念,忠誠始終是紀檢監(jiān)察干部不變的底色。

  “我們雖然不再像革命戰(zhàn)爭年代那樣時刻面對鮮血和死亡,但同樣需要把忠誠與擔當挺在一場場硬仗里。”武漢市紀委監(jiān)委干部汪旭平這樣回憶起2020年。這一年,防疫情、戰(zhàn)汛情、促發(fā)展,武漢這座英雄的城市一仗接著一仗打,全天候值守、全方位監(jiān)督,紀檢監(jiān)察干部在大戰(zhàn)大考中踐行初心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