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一百周年的歷史性時刻，習近平總書記向全黨發(fā)出以史為鑒、開創(chuàng)未來的偉大號召，這也是我們黨治黨治國一以貫之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寶貴經(jīng)驗。我們黨在歷史上先后制定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兩個“歷史決議”產(chǎn)生的歷史條件、時代背景、所要解決的問題有所不同，但都在重大歷史關頭統(tǒng)一了全黨思想，加強了全黨團結，為推動黨和人民的事業(yè)勝利前進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提供了重要保證。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將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jīng)驗的決議》，學習好、把握好這兩個“歷史決議”，既是樹立正確黨史觀、深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內在要求，也對我們深刻學習領會《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jīng)驗的決議》具有重要指導作用，對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往開來意義重大。

兩個“歷史決議”制定的歷史背景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均形成于黨的事業(yè)發(fā)展的重要節(jié)點，誕生在全黨團結統(tǒng)一的氛圍之中，并且都用了相當長的時間廣泛征求意見，反復討論修改，凝結了黨中央和全黨的集體智慧。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延安整風運動的重要成果。這場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從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開始，并在總結歷史經(jīng)驗教訓中逐步深入。而整風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對重要歷史問題的嚴重爭議、思想斗爭過火等問題，引起了毛澤東同志的高度重視。他意識到，如果不能解決好黨的歷史問題，就不可能實現(xiàn)真正的團結統(tǒng)一。為此，他不僅在與黨內同志充分討論的基礎上對這些問題提出了明確意見，還先后在中央書記處、中央政治局、中央黨校等不同場合、不同范圍，做了大量耐心細致的說服教育工作，并親自找有關同志深入談心談話。他還要求組織高級干部學習研究歷史上黨內路線斗爭的相關文件，并指出：“此種研究的性質是整風的深入與高級階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認識與增進統(tǒng)一團結，并為將來討論七大決議作思想準備。”通過一段時間集中而有針對性的學習討論和對錯誤路線的深入批判，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對黨的歷史特別是黨史上的路線是非有了比較統(tǒng)一的認識。這樣一來，起草一份“歷史決議”，徹底解決黨的歷史問題的時機也就成熟了。

　　1944年5月，毛澤東同志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成員包括周恩來、劉少奇、張聞天等同志，由任弼時同志負責召集，第一個“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正式啟動。毛澤東同志對這項工作極為慎重，他不僅明確起草“歷史決議”必須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目的，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思想理論觀點，而且親自動手對經(jīng)任弼時、胡喬木、張聞天等同志修改過的稿子，先后作出七次重要修改，并將題目定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起草過程中，黨的高級干部對“歷史決議”稿進行了多次討論并提出很多修改意見，其中多數(shù)被采納。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搞了一個歷史決議案，三番五次，多少對眼睛看，單是中央委員會幾十對眼睛看還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許多問題來，而經(jīng)過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許多問題來了。”“不是大家提意見，就寫不這樣完備。”1945年4月，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既成功解決了黨的歷史問題，也標志著整風運動的勝利結束。

1945年8月印刷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原件，現(xiàn)藏于延安革命紀念館。延安革命紀念館提供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形成于改革開放新時期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歷史轉折之中。經(jīng)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洗禮，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xiàn)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黨內外呈現(xiàn)出一派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但也存在一些對新的路線方針政策、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的錯誤認識。特別是如何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過和毛澤東思想，更是成為黨內外、國內外高度關注的一個重要政治問題。面對這種情況，黨中央認為，要順利推進改革開放，全面完成撥亂反正，必須正確認識新中國成立以來黨所走過的道路，全面總結這一時期的歷史經(jīng)驗，并對一些重大歷史問題作出結論，以分清是非，統(tǒng)一思想。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過去的問題已經(jīng)結束了，需要作個總結，不走這一步不行。”

　　1979年11月，在鄧小平同志親自主持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成立。鄧小平同志曾先后十多次召集起草組開會，對起草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明確提出起草“歷史決議”要突出三條“中心的意思”：一是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二是實事求是分析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公正評價其中的功過是非；三是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總結，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第二個“歷史決議”的起草過程也是集思廣益、發(fā)揚民主的過程。1981年5月，鄧小平同志曾感慨地說：“這個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經(jīng)過不曉得多少稿。一九八〇年十月四千人討論，提了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見；在四千人討論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討論的基礎上，又進行修改，反復多次。起草的有二十幾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現(xiàn)在拿出這么一個稿子來。”同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這份凝結了集體智慧、代表了全黨意志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也由此勝利完成。

兩個“歷史決議”的主要內容

　　兩個“歷史決議”雖然相隔近四十年，但其以史為鑒、開創(chuàng)未來的鮮明品格則一脈相承。兩個“歷史決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全面系統(tǒng)地總結了黨在與“左”的和右的兩種錯誤傾向長期斗爭過程中積累的經(jīng)驗教訓，深刻分析了產(chǎn)生錯誤的根源，并對黨的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了實事求是的科學評價。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分七個部分，總結了建黨以來特別是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這一段黨的歷史及其經(jīng)驗教訓，對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出了結論。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決議“主要講我們黨歷史上的‘左’傾錯誤，講黨史上一種比較適合于中國人民利益的路線與一種有些適合但有些不適合于中國人民利益的路線的斗爭，無產(chǎn)階級思想同小資產(chǎn)階級思想的斗爭。”其中，第一部分首先明確：“中國共產(chǎn)黨自一九二一年產(chǎn)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第二部分對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黨的歷史作了簡要闡述。第三部分論述了從1927年到遵義會議黨內的“左”傾、右傾錯誤，特別對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產(chǎn)生的思想根源作了深刻分析，強調：“遵義會議后，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第四、第五部分用較大篇幅論述了黨內“左”傾路線錯誤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思想上的表現(xiàn)及其發(fā)展過程、主要內容、社會根源以及給中國革命所造成的嚴重危害。第六部分強調對于黨內歷史問題應采取“從團結出發(fā)，而又達到團結”的原則。第七部分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肯定了確立毛澤東同志在全黨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分八個部分，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前黨的歷史，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jīng)驗，對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了評價，特別是正確評價了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其中，第一部分簡要回顧了建國以前二十八年的歷史。第二至第五部分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的歷史作了系統(tǒng)總結，指出這段歷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第六部分闡述了結束“文化大革命”以來黨和國家事業(yè)實現(xiàn)的偉大轉折。第七部分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充分肯定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特別指出要“把經(jīng)過長期歷史考驗形成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區(qū)別開來”，并對毛澤東思想“多方面的內容”和“活的靈魂”作出科學概括。第八部分指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已經(jīng)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并對其“主要點”從十個方面作了概括。這實質上初步提出了在中國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兩個“歷史決議”的歷史作用和意義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對兩個“歷史決議”的歷史作用作出這樣的論斷：“一九四五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所一致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經(jīng)統(tǒng)一了全黨的認識，加強了全黨的團結，促進了人民革命事業(yè)的迅猛前進和偉大勝利。十一屆六中全會相信，這次全會一致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必將起到同樣的歷史作用。”這段話有三個關鍵詞：“統(tǒng)一”“團結”“前進”，這正是我們認識兩個“歷史決議”歷史作用和意義的三個主要維度。

　　首先，兩個“歷史決議”堅持實事求是的指導方針，既深刻總結了黨的歷史，又集中統(tǒng)一了全黨思想，為我們正確對待黨的歷史、科學運用黨的歷史提供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以我們黨關于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和黨中央有關精神為依據(jù)，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fā)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這是對兩個“歷史決議”地位和意義的充分表達，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充分體現(xiàn)。毛澤東同志在領導起草第一個“歷史決議”時反復強調，“不要反對一切”、“不要一切否定”，“這才是實事求是”。他指出，“正確和錯誤的標準”是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的利益，“要強調產(chǎn)生錯誤的社會原因，不要強調個人問題”。這同樣也是鄧小平同志在領導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時所強調的基本原則。他指出，“這個決議要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正因為堅持了從馬克思主義和人民利益出發(fā)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兩個“歷史決議”才能成為統(tǒng)一全黨思想認識的“中國共產(chǎn)黨史的大綱”和“診治思想疾病的良藥”，才能“使大家的認識一致，不再發(fā)生大的分歧”，才能經(jīng)得起歷史的檢驗，至今仍是我們樹立正確黨史觀，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的基本依據(jù)。

　　其次，兩個“歷史決議”堅持“對全黨與全民負責”的政治方向，既從團結出發(fā)，又達到新的團結，為我們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樹立了光輝典范。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旗幟鮮明講政治、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tǒng)一是黨的生命，也是我們黨能成為百年大黨、創(chuàng)造世紀偉業(yè)的關鍵所在。”加強全黨團結，是兩個“歷史決議”共同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毛澤東同志指出：“這個決議不但是領導機關內部的，而且是全黨性質的，同全國人民有關聯(lián)的，對全黨與全民負責的。”鄧小平同志強調：“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第一個“歷史決議”指出，“全黨今后的任務，就是在弄清思想、堅持原則的基礎上加強團結”，“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第二個“歷史決議”指出：“黨的團結，黨同人民的團結，是進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奪取新的勝利的根本保證。”這些飽含著崇高政治境界、博大政治胸襟、深厚政治智慧的寶貴思想，對于增強全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高度團結，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為我們從黨的歷史中汲取智慧，切實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zhí)行力，堅定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tǒng)一領導，不斷鞏固和加強全黨的團結，樹立了光輝典范。

　　第三，兩個“歷史決議”堅持“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鮮明導向，既立足于以史為鑒，又著眼于開創(chuàng)未來，為我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提供了重要啟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今天，我們回顧歷史，不是為了從成功中尋求慰藉，更不是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回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借口，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jīng)驗、把握歷史規(guī)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第一個“歷史決議”原本是準備提交黨的七大討論的，之所以后來改為提交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其原因正是毛澤東同志所講的：“這是一個政策性的問題，不是隨便決定的，因為這樣可以避免大會把重心放在歷史問題上。”而第二個“歷史決議”提交黨的十二大之前的十一屆六中全會討論，也是基于同樣的考慮。鄧小平同志指出：“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力求在十二大前的中央全會上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問題有一個統(tǒng)一的認識，作一個結束。十二大就講新話，講向前看的話。”這種“向前看”的鮮明導向，使兩個“歷史決議”分別為黨的七大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使全黨達到“空前的團結”，為黨的十二大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大命題和“小康”戰(zhàn)略目標、開創(chuàng)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新局面，做好了充分準備、奠定了重要基礎，也為我們用歷史映照現(xiàn)實、遠觀未來，開啟新的歷史征程、創(chuàng)造新的歷史偉業(yè)，提供了重要啟示。

　?。ㄗ髡呦抵泄仓醒朦h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延伸閱讀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